古代龠、合、升、斗、斛

“龠”、“合”、“升”、“斗”、“斛”，在这些计量单位中，升和斗是最为常见的计量粮食的用具，在历史的长河中衍生出不少耳熟能详的词语，如：日进斗金、不为五斗米折腰、海水不可斗量等…… ，在本文中今天我们就从斗和升开始说起吧：

斗作为民间流传最广的一种量具，是人类文明史中出现的最早以物换物的装载用具，它采用全木制作，样式为上大下小，开口呈正方形，四个侧面以梯形缩小，制作形态为合卯契合，完全不用一颗钉子。

斗 [dǒu]：中国市制容量单位

在科学技术不够发达、标准度量不够大众化的世道，民间普遍以“升”“斗”等容量单位来衡量粮食的分量，这是历史的印记。我们从升斗小民这个词中，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文生态。在近代许多文化作品中揭露了地主放高利贷采取小斗出，大斗进的手段欺诈农民，地主用自己所做的假斗，中间带一夹层，并装有活板，到了收粮的时候，制药简单的一抽，便让老百姓的粮食损失不少，相当无耻，封建社会的剥削制度是相当恶劣。

而在普通百姓的民间交易中，并没有那么多肮脏的事情，升子借粮都是尽可能的装的升尖，在还粮时，升子装满后用手指或筷子沿升子口刮平，这叫“平升”。如果升子装满了再往上加，加到堆不下为止，则叫做“满升”或“尖升”。还粮的时候还一定要尖升，普通民众以此表示对邻居、相邻搭救之情的谢意。在那食不果腹的年代，弥足珍贵。

在七八十年代的农村还能看到升和斗的出现，不过它已然失去了它本身的作用，大部分已处于闲置的状态。

升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出现：其收赋税于民以小斗受之，其禀于民以大斗，行阴德于民。这只是当时官方的一面之词，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各个地方的斗的规格并不一致，其中大小掺杂，容积不同 。

升 [shēng]：量粮食的器具

直到秦朝时期统一度量衡之后，又经过了汉代的制度化，升斗才有了严格的制作要求，作为国家规定的容量单位，十升等于一斗。以升子来说，在里面装满粮食以后，多出来的拔尖部分用尺子刮掉，如此十下便是一斗，完全没有水分，是相当公平的。可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经常会使用小斗来诓骗百姓。

了解了升和斗，再认识一下剩下的计量器具吧，先来看看你读对这几个计量器具了吗？

龠 [yuè]：古代容量单位

龠为最小量器，由笛子演化而来。一龠等于半合（gě）。

斛[hú]：旧量器，方形，口小，底大。

它们之间的换算：

一石（shí）等于十斗，一斗等于十升，一升等于十合。

中国古代计量

中国古代计量的发生，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之间的社会分工扩大以及交换关系的发展，开始提出对时间、长度、容量、重量等计量的需要。古书记载，黄帝创立了度、量、衡、里、亩五个量，其时的大挠作甲子以纪日，尧帝命令羲、和两人参照日月、星辰制定历法，舜帝外出巡视时协调各部落氏族的日月和四时季节，统一音律和度量衡。夏禹以自己的身长、体重作为长度和重量的标准等。这些传说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计量发展的萌芽情况。真正有信物可证的，有传世的商代(公元前16世纪～约前1060年)骨尺，尺长15.8厘米，一分十寸格。商代甲骨文中已采用干支记日法，还有“十三月”的记载，表明商代历法中已有闰月。西周(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的青铜器铭文中，记有“寽”、“匀”为重量单位的名称。从铭文记事得知，周王室和领主贵族以一定量的铜作为赏赐、交换的等价物，可推测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前或同时，即在殷商后期或西周早期，重量计量已经产生并得到应用。而由于营造宫室城垣，制造舟车、兵器以及天文测量、治理水患、丈量土地、盛量谷物等的需要，时间、长度、容量等计量可能比重量计量发生得更早。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221年)，各诸侯国实行“粟米之征，布缕之征”，给公侯大夫致粟千斛万钟之禄；豪商巨贾身缠黄金万镒，结驷连骑，经商致富；城市繁荣，手工业兴盛。封建经济的发展，促进这一时期的计量迅速发展起来。一些诸侯国有各自的度量衡计量单位制和不同的计量器具系列。容量器在鲁国有釜、庾、秉，齐国有豆、区、釜、钟、秦国为升、斗、桶。秦、燕、楚、三晋用天平砝码称重，单位为石、钧、斤、两、铢、累，非十进制。战国秦以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方步为一亩。战国中晚期，各诸侯国的度量衡量制，经过改革和整顿更为完备。随着各国间经济文化交流，战争兼并，计量单位制渐趋统一，但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仍保留着地区性的单位名称，单位量值参差不一，这种大体一致而各有差异的状况，就是其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的成熟条件。

统一性和法制性是计量特征的两个重要方面。秦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实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等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皇帝最高权威，颁布统一度量衡的诏令，命令丞相隗状、王绾和李斯等“法度量、则不壹、歉(嫌)疑者，皆明壹之”。立下法令，把度量衡单位制统一起来。诏令40个字，用统一的官方格式和小篆体铸刻在度量衡器物上，规定凡“舟舆所载，日月所照”都要遵照执行。同时监制了成套的权衡和容量标准器，颁发全国各地，把商鞅在战国秦实施一百多年的度量衡单位推行到全国，至今留传下来的秦权和秦量有70多件，制造精良，量值准确，从发现或出土的地点看，几乎遍及四方边远，可见秦朝统一命令在辽阔的疆域内有效地实施。秦朝统一的度量衡制沿用了2000多年，形成了我国计量单位制独特的体系。

严格实行计量单位制的法制管理，远早于秦代。《礼记》和《周礼》都记载有先秦时期管理度量衡的制度，规定仲春仲秋之日，日夜同长，同度量，正权衡，校斗桶。还记有主管度量衡的官职。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战国齐“子乐子铜釜”，它是齐国关卡使用的量器，器腹镌刻109个金文，记着违反度量衡管理的惩处律令。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1000多支秦律竹简中，《工律》规定官方一年一度校正度量衡器。在《效律》中还严格规定了衡器和量器允许误差的范围，超差的就要对主管人员罚以兵器铠甲或盾牌。这些文物是我国2000年多年前度量衡法制管理的历史见证。

秦以后历代，开国纪元，都要重新校定度量衡标准器，颁布度量衡制度、法令，列为国家典章。唐永徽年间(650～655年)制定的《唐律疏议》规定，国家度量衡由太府寺主管，每年八月校正度量衡器，如不按规定校验，私自制造或使用不合格的度量衡器具；称重官府的财物增减不平的，都要处以严酷的杖刑。监校者没有发觉或知情不报的也连同治罪。《新唐书》、《柳仲郢》传记:柳仲郢任京都行政长官，严禁使用私制的权衡量器，在长安东西市设置了标准斗秤，供贸易使用。有一个仓吏竟敢私制斗秤“入票违约”，柳仲郢下令把他杀了并陈尸示众。从此，没有人再敢以身试法了。这则故事可证唐代执法严厉。宋元明清各代都依唐律，把度量衡制列为本朝法典，并颁发标准器和定期校定。北京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前丹陛两侧陈列着两件计量器具，一件是乾隆年间制造的镏金铜嘉量，另一件是测量太阳时的日晷，这是清政权稳固的象征物。历史的渊源，展示我国古代计量法制管理的继承性。

我国2000多年创立的计量测试技术是古代文明的基础。以其高超的水平应用于经济、生产、科学、文化以及人民生活各个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历代的计量标准器都依据科学原理精心制作。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年)，商鞅监制颁发的铜方升，刻铭以当时的应用数学分数定义十六有五分之一立方寸的体积为一升的容量。如今实测容积比原设计数大1%。西汉末年，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制作一批标准器，其中新莽铜嘉量，巧妙地把尺度、容量、重量三个单位量组合在同一个器物上，器型为龠、合、升、斗、斛五个量，制作中既要形成五个容量单位量的结构，又要满足斛深一尺、斛重二钧的规格。器壁正面有81字总铭，每个量器上各有分铭、标明尺寸和容积。制造工艺相当复杂，当时采用的圆周率为3.1547。历代数学家、律历学家都以它为标准考校秦汉度量衡单位的量值。此器历尽沧桑，如今完整无恙地保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

一些高水平的计量测量器具也应需要被发明创造出来。春秋(公元前770～前221年)末期，楚国已使用小型权衡器——天平砝码称量黄金货币，按杠杆原理制作精巧，最小的砝码只有0.2克，当时称量的金饰件可以精确到四分之一铢，相当于16毫克。新朝制作的新莽铜卡尺，可以测量工件的圆径和孔的深度，这项重大的发明适应当时手工业成批生产提高测量工效的需要。据考证，我国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已有了杆秤，这是对世界计量技术的重大贡献。三国时魏武帝曹操(155～220年)的儿子曹冲称象的故事，说明当时已能利用浮力原理解决大秤量的技术问题。唐代制作一批精美的象牙尺，采用浮雕和拨镂工艺，牙尺既是测量工具又是艺术珍品，朝廷用来赏赐功臣和赠送外国使者，日本遣唐使带回的彩色唐牙尺，至今珍藏在日本古都奈良正仓院，这是中日两国交流度量衡技术和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北宋初年，发现太府旧权衡器失准，影响朝廷收入，并出现使用权衡器作弊而引起诸多诉讼纠纷。内藏库官员刘承王圭(950～1013年)奉命重新考定了标准砝码，创制了两种小型精密戥秤，规定了防止舞弊正确使用大型权衡器的操作方法。给内外府和四方大都颁发了新的权衡标准器。经过彻底整改，不仅使权衡计量纳入公正公平轨道，而且加快推进了唐代以来将衡重的“两、铢、累、黍”非十进制，改为“两、钱、分、厘、毫”十进制的进程。

把长度、容量、重量三个物理量建立起自然物标准，在我国秦汉时期已积累了这方面的知识并实验应用。西汉末年，律历学家刘歆(？～23年)用积累和黄钟律管互相参校，定出长度、容量、重量的单位标准量。这种利用音频原理和黍的容重特性，使度量衡三个量之间建立起参数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是合理的。又如史书记:“黄金方寸，而重一斤”，“水一升，冬重十三两”这些参数关系都是科学的。古时检定度量衡器具十分强调时令，都选择春分秋分时节进行，因为这时“昼夜均而寒暑平”气温适中，昼夜温差小，校正度量衡器具不会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古人还认识到“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煤故炭轻，湿故炭重”测量湿度的知识。在掌握度量衡技术方面，对自然规律有深入的了解。千百年来，祖先们接连不断地进行计量测试实践活动，积累了丰富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识和经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度量衡文物，在中国灿烂的古代科学文明中，谱写下光辉的一页。

秦国度量衡一统天下

在上海博物馆的众多精美藏品中,有一件很不起眼的东西,叫做商鞅方升。它虽然看上去没那么漂亮,却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并且是属于禁止出国展览的最珍贵文物。

商君之法

商鞅方升，旧名“商鞅量”，是商鞅为秦变法统一度量衡时所监制的标准量器。升呈长方形，一侧有中空柄，其余三侧及底面皆刻有铭文。

商鞅方升

战国 公元前344年

通长18.7厘米，内口长12.5厘米，宽7厘米，

高 2.3厘米，容积 202.15立方厘米

铭文位置示意

量，是计量物体容积的器具，古代量器多用于计算农作物的多少，是商品交换和农业赋税的重要参照物。

始皇诏椭升

高4.8厘米，长24.6厘米，宽9.8厘米，容积490毫升。升呈椭圆形，一侧设空心短柄。器外刻有秦始皇诏书四十字。此器经实测容二升半，折合一升为196毫升，为秦代标准器。现藏天津博物馆。

始建国元年升

高4.9厘米，长17.7厘米，口径7.15厘米，容小米198毫升。升呈圆形，上下设两道箍，口沿一侧设长柄。此器与王莽时的标准量器新莽嘉量形制不同，而容积相同，同样说明了“以度审容”的科学方法已经被熟练使用。现藏日本白鹤美术馆。

西汉黾池宫椭升

长17.5厘米，宽7厘米，重0.267千克，容积198毫升。升呈椭圆形，一侧设中孔方形柄。外壁铭文分两次所刻。第一次所刻“黾池宫铜升，重一斤二两”。现藏西安市文物交流中心。

升，是较为通行的容量单位，最早见于战国后期刻有铭文的量器和记容器物上。商鞅方升因其翔实的铭文、精密的制作和明确记录的容积而被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国家级标准器。

方升刻有两组铭文，其时间相隔一百多年，为我们了解这件器物提供了非常关键的线索。第一组铭文在器侧及器柄对边，内容为："十八年，齐?（率）卿大夫（合文）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重泉。”为铸造量器后所刻。

法者，国之权衡也

一部度量衡史，其实也是一部标准物的演变史，无论是商鞅方升，还是决定我们今天现代社会度量衡的国际单位制的原器，它们都在推进度量衡统一的进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实物角色。《管子·侈靡篇》中提到：“法制度量，王者典器也”，说的正是法规对于度量衡的保障。缺乏一个统一的权威标准，便容易导致“南人适北，视升为斗”的尴尬。

根据参照的对象，我们将度量衡史区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以自然物为标准，后一个阶段则以人造物为标准。最早，我们的古人以自然物为标准，最原始、直接的便是以自己的手足来丈量：例如，“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八尺）”，容量方面则有“一手之盛谓之溢，两手谓之掬”。但人们逐渐发现个体的差异使这个标准并不可靠，因此开始寻求人体以外相对固定的自然物，如丝、毛、黍、粟作为标准，日常的盛器也会临时被征用。又经过了漫长的阶段，才逐渐脱离自然物，转而以人造物为标准，也就慢慢有了度量衡标准器的萌芽。

廪陶量

高33.2厘米，口径30厘米，底径23厘米，容积20000毫升。1951年出土于山东省邹县纪王城，山东省博物馆藏。内底有“廪”字印文，廪意为粮仓，因此推测为在仓廪中使用的量器。通过对陶量的分析，并结合邹国于公元前347年被楚宣王所灭的事实，该陶量的年代应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早期。

陈纯铜釜

高39厘米，口径23厘米，腹径32.6厘米，底径18厘米，容积20580毫升。上海博物馆藏。 “陈纯”为治器人，其铭文内容记载了对于量器严格的校量管理制度。

陈纯铜釜（细节）

左关铜【金和】

高10.8厘米，口径19.4厘米（不含流），容积2070毫升。上海博物馆藏。

细节图

度量衡的标准从古到今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迁，呈现出多元性。即使就同一时期来说，也有区域差异。以战国时期的量制为例，当时各国的量制不仅使用的单位不同，进位关系亦不一。丘光明对战国时期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发现光是涉及到的容量单位就有二十多种，如斞、匊、升、溢、豆、区、盆、斗、觳、釜、斛、桶、鬴、庾、薮、钟、秉、筥、稯、秅、鼓等；所记各国的容量又有二、四、五、十、十六等进位的区分，十分复杂。

安邑下官铜锺

高56厘米，口径19厘米，腹径116厘米，容26400毫升。1966年出土于塔儿坡遗址，现藏于咸阳市博物馆。口沿部刻“十三斗一升”，应为此锺流入秦国后所刻。颈部刻有“至此”二字。另一面腹部刻有七行铭文，分别为魏国、韩国所刻的校量铭文此器有魏、韩、秦三国刻铭。

以出土于咸阳市塔儿坡遗址的安邑下官铜锺为例，它们保留了在原使用地的记容铭文和后来秦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按照秦国标准对容器进行重新测量和加刻的信息，一器上先后两条铭文的对比，不但反映了秦对统一度量标准、校对测定的重视，也能因此看到各地标准的不同。

了解当时中国各地度量衡的错综复杂，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度量衡改革统一的必要性，但单从度量衡史的角度来理解方升制造的原因以及意义仍是不够的。

《管子·国蓄》中提到：“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管仲认为，如果百姓可以获取利益的途径只有一个，那么整个国家便能拧成一股绳，变得无敌。

《商君书·农战》中也能找到相同的观点：“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在商鞅看来，引导秦国百姓万众一心去做一件事可以强秦。他不认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而是坚持“以农战为本，赏刑为用，而法治为体”，其变法十分重要的一项举措便是重本（农）抑末（商），发展农业而抑制工商业。他开阡陌封疆，实行土地私有制，开垦荒地，集全国之力走农耕之路发展秦国的生产力。实行平等的赋税、统一度量衡的举措其实都是鼓励农耕的必要手段：为了使全国的精力专注于农耕，秦国亟需一个公平的标准来帮助农民计算他们的土地面积，并且规范赋税等经济交换行为。这个“标准”便属于我们所说的法治。

历史上官吏利用度量标准的不规范与百姓争利的事端屡见不鲜，而商鞅正是通过国家立法来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官吏的剥削，所谓“治法明，则官无邪”。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从战国七雄脱颖而出兼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将秦国的法制推行至了全国。过去多年的考古挖掘中，除了陕西、甘肃的许多秦国旧址外，齐国、赵国、越国的故地，以及内蒙古赤峰市，哲里木盟的古城遗址也都有秦代度量衡器的出土，正是商鞅为秦始皇“皆令如秦制”奠定了基础。而后“汉承秦制”，汉代的度量衡是秦代的延续和发展。西汉时期，刘歆整理了秦汉以来的度量衡制度，后被班固选载入《汉书?律历志》，成为我国第一部度量衡专著。一直到今天的中国，虽然单位值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但是基本单位以及进位关系则被今天的我们所继承。两千多年前由商鞅所确立的标准仍然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乐器与度量

在江西省博物馆《惊世大发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展》玉器展柜的一角，静静地陈列着两件玉管，没有雕刻任何纹饰。

黄钟律管

稍粗的玉管长20厘米左右,稍细约18厘米。

汉代的一尺相当于现代的23 .1厘米左右。

换算下来，稍粗的玉管大约合当时的9寸；稍细约合8寸半。

这两根玉管不仅能演奏美妙的音乐，而且还是二千多年前汉代法定的计量基准器，称为“黄钟律管”。

咦？黄钟律管可以做度量衡基准器？汉代竟然有这种操作！音乐与度量衡完全是两个领域，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呢？原来，古代把乐律定为五声，即宫、商、角、徵（zhǐ）、羽，五声之中还包含十二律。

古人用十二个长度不同的律管，吹出十二个不同的音高，简称十二律。

第一律为黄钟，律管九寸长，在汉代的尺度中，以黄钟律管的九寸长度，作为法定律尺。

不仅如此，以黄钟律管为准，建立了一套统一的长度体系、量器体系和权衡体系。

就拿量器体系来说，汉代的量器分为龠（yuè）、合、升、斗、斛（hú）。

用1200粒北方黑色谷子装满一律管，容量就是一龠。

按照汉代“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的规定，汉代的一龠为现代的10毫升，一合为20毫升，以此类推。

汉代的重量单位分为铢、两、斤、钧、石。

一铢相当于今天的0.65克。

“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一只律管的容量为一龠，一龠可容纳1200粒黍，其重量就是十二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