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佛学专家是如何判定一部经，是真经还是伪经的？有依据吗？

二、封建王朝御用的佛学专家之标准

这一部分专家，他们判定伪经的标准，则是从政治出发，以政治需要为标准。北魏宣武帝时冀北沙门法庆，杜撰《龙华真经》，他自命“新佛”，创“大乘教”，力倡杀人，谓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识，唯以杀害为事。”经过北魏的佛学专家研究，将《龙华真经》判为伪经。

顺便说一下，北魏一朝，佛教徒起义不断，各种伪经盛行，铺天盖地。这也是魏武帝灭佛的根本原因。北魏佛教，僧人内部政治﹑经济地位相差悬殊。孝文帝即位后，佛教内部的派系斗争日益明显地表现为社会阶级的斗争。最高统治者有时支持某些僧侣讲道说法，又严禁另一些僧侣聚徒传教。部分僧侣颂扬明君有道的同时，另一些僧侣却公然毁寺烧经，举兵造反。延兴三年（473）沙门慧隐反。太和五年（481）沙门法秀于京都平城举事，参加者有官僚大族，更多的是平民和奴隶。十四年，沙门司马惠御自称圣王，起兵攻克平原郡。延昌三年（514），沙门刘僧绍起兵于幽州，自称净居国明法王。这些叛逆往往也是宗教上的异端，遭北魏政府的残酷镇压。在刘僧绍起兵失败后一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大乘教起义。

大乘教的农民起义

再比如白莲教，创自南宋绍兴三年（1133），创始人江苏吴郡沙门（今属江苏苏州）茅子元。茅子元依据弥陀经典，编写了《弥陀节要》，宣扬“念念弥陀出世，处处极乐观前”(《庐山莲宗宝鉴》卷二《离相三昧无住法门》）。在元、明两代，白莲教杜撰了《无生老母经》和《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经文，以此积聚信众，曾多次组织农民起义。流传到清初，又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虽遭到清政府的多次血腥镇压，但到了嘉庆元年（1796），白莲教大起义已发展成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为了镇压这些起义势力，封建王朝会请一些德高望重的佛学专家，公开判定起义组织所读诵的经书是伪经。

三、以西方历史为标准的考古学家的标准

建国以后，历史考古上，成就最大的就是麻天祥教授，他所著《中国禅宗思想史略》，经过全面科学的考古，将禅宗判定是道家的魏晋玄学，禅宗公案就是玄学清谈，跟佛教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魏晋玄学的法印是“本末有无”四个字。此前胡适曾考证，达摩系虚构人物，其作品系北宋时期的作品；禅宗的衣钵，尤其是铁钵系虚构。公元前5世纪，地球上的冶铁技术，根本造不出能在空气中放置1200多年的铁器。印度人不传法器和权杖，道教才传。

历史学家范文澜则考证禅宗的西天28祖系杜撰，《坛经》原名《檀经》，真正的作者为道教陈琡，《坛经》号称自己是般若，但是其内容不符合《华严经四圣谛品》，倒是与道教经典《真诰》、《庄子注》等重合率极高。五代笔记《玉堂闲话》亦记载《坛经》出自道教：“陈琡自述《坛经》三卷，今在藏中。”就是在《大藏经》中。范文澜考古证实《坛经》：已完全与印度佛教失联。《坛经》之法义，让人模仿如来藏的特征，如“无所住、无所得、无分别、无相、无妄念……”等特征，妄图达到“人与如来藏合一”，即道教“人天合一”之境界，系道教的证悟标准：“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真人无假”。

而此前，佛学专家吕澄曾著《楞严百伪》一书，推测《楞严经》可能是伪经，虽然书中列举了一百处“破绽”，但是因为只是学术探讨，并没有确凿的考古证据，其说服力较之麻天祥和胡适，不可同日而语。关于《楞严经》的真伪问题，近年来，随着佛学界发现楞严二十五圆通，就是大乘三十七道品和四圣谛，又再次将其判定为真经，因为佛学界认为，真伪的判断标准要按照大乘法印（即三解脱门）和四依来判。期间的曲折和戏剧性，颇值得玩味。《圆觉经》也因《开元释教录》中未录，而曾一度被学术界质疑为伪经，但是后来发现《圆觉经》中25清净定轮，就是大乘三十七道品，此后质疑的声音就逐步稀少，目前国内的佛学和历史杂志质疑《楞严经》和《圆觉经》的文章，也很难付梓面世。

而英国佛学专家，认为南传藏经，是经过缅甸国王达摩悉提篡改后的产物，后面几次结集，更是篡改严重，其标准则是以中国的《乾隆大藏经》为标准，因为小乘经典在汉地无人修学，更没人篡改，故以之为标准。

大乘佛教的法印是三解脱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